编者按：2017年6月10日第十五届“欧亚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管理(Euro-Asia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国际会议在天津财经大学召开。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孟奕爽博士在会上宣读了研究论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旅游精准扶贫研究——以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为例》，向与会国内外学者介绍雪峰山旅游精准扶贫经验。孟博士指出，旅游开发和精准扶贫不能带有过强的功利心，只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感、从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出发，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取得长期效益。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在保护文化和生态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关心当地居民的民生问题，通过发展旅游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参会学者们纷纷表示出对雪峰山精准扶贫经验的浓厚兴趣，希望有机会能够实地调研学习。
此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向世界推介了旅游扶贫了“雪峰山模式山“，值得一读！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旅游扶贫研究
———以雪峰山为例
孟奕爽 邓森文（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410081 ）
[ [ 摘 要] ]扶贫开发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我国一项伟大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复兴历史工程。通过发展旅游的确是一条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开致富大门的好途径。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越来越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但是在旅游扶贫工作中存在扶贫模式僵化、企业扶贫目的不明确以及责任缺失等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研究企业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作用，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通过以企业为主导的扶贫模式的构建。企业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并非一味的捐赠与逐利，而是应该抓住扶贫核心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为此，选取民营企业扶贫十分成功的雪峰山旅游扶贫模式为案例研究对象，借用企业公民理论分析了企业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实现路径并有助于拓展该理论，为贫困地区旅游扶贫新的发展思路提供借鉴意义。
[ [ 关键词] ]：旅游扶贫；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雪峰山
引言
旅游扶贫是指在旅游资源条件较好的贫困地区通过扶持旅游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脱贫致富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 ，旅游扶贫相对其他扶贫类型，它的投入少、效益好、并且返贫率低。我国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来开展旅游扶贫的相关工作，而且有一部分的贫困地区借助开发旅游资源的方式来实现脱贫致富。但是目前在旅游扶贫工
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突出，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首先是我国的旅游扶贫模式仍停留在以“政府包办”以及“政府为核心与非政府组织辅助”为主的阶段，政府能力是有限的，我国贫困地区分布范围较广，单靠政府实现脱贫致富始终不符合我国国情，这也严重制约到扶贫工作进程。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参与的扶贫模式中出现扶贫目标不准确和责任缺失等问题，从理论研究上来看尽管旅游企业参与扶贫开发能够有效的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可是目
前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对于旅游企业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多是一笔带过。从实践过程上来看，之前企业参与的扶贫案例中出现两个极端发展方向，其一是企业以自身经济利益为驱动进行扶贫工作，在扶贫过程中把贫困人口利益放在次要地位；其二是企业为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或是受外部压力被动地承担而非自愿主动地承担进而采取捐赠方式，这样只能暂时缓解贫困人口困难，并不能使他们真正实现脱贫致富。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在扶贫中并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旅游企业在旅游扶贫开发的重要作用。但在在新形势下，尤其是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和企业的发展能力有效结合起来，已成为扶贫工作的创新举措，体现了贫困群体和企业的共同需要。这种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新模式，既规避了政府扶贫的弱点，又能体现出市场元素的积极作用。这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便是以旅游扶贫为己任的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在董事长陈黎明的指挥下，企业把自身视为社区公民一样把农民视为开发的受益主体，并作为开发旅游实施精准扶贫的第一宗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扶贫模式不同于之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作为湖南省唯一一家以民营企业为开发为主体入选到全国 “公司 + 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这也充分显现出它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把企业作为一个合格“社会公民”的角色来深入研究在企业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如何真正发挥出企业的作用，通过企业扶贫开发形式推动来农民致富和地区的持续发展，发挥“造血功能”，以此来实现脱贫。
1 文献综述 与理论基础
1.1 企业社会责任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Clark（1916）最早提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他指出“科技和工业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了社会和环境方面问题的责任之源”[2] 。之后，Sheldon根据对美国企业的实证考察结果，指出企业存在的目的不应仅仅是单纯的追求股东盈利或经济效益，还应考虑如何最大限度的促进其他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张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中 Bowen《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首次明确定义了“商人的社会责任”，即“商人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时，应自觉接受伦理和社会价值观约束，并考虑社会目标的实现” [4] 。根据这一理解，社会责任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社会责任履行源于现代公司管理制度的发展；第二，社会责任的履行主体是企业管理者；第三，社会责任的履行遵循自愿原则，这一概念的提出让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上升到另一层面。此后Carroll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自己之前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概念模型的研究 [5] 中的第一维度即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完善，提出了到现今为止都广为引用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 [6] 。由图 1 金字塔模型可知，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四种责任。Carroll 的金字塔模型直到现在也是被诸多学者所引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模型显现出没涉及到环境等其他责任的弊端。目前在国内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研究也比较系统。卢代富（2002）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为企业社会公益方面的义务，这些义务不包含企业的利润目标 [7] 。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主流价值观之后得到了飞跃发展，此后便有王怀明等（2007）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
负责 [8] 。沈艳，姚洋（2010）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体现在不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9] 。通过归纳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辨析一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的视角逐渐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向企业应该承担哪些方面的社会责任转移。但是由于理论差异、概念属性差异以及学科差异等多方面的原因，企业社会责任目前还没有被大家普遍认可的界定，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史相似，但是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仅得到有限的关注，相关学术研究开始于 21 世纪初。在 2005 年以后，文献数量才逐渐增多。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少量研究关于运行机理。总的来说，目前关于旅游企业社会
责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关于旅游企业责任因果关系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旅游企业责任相关绩效研究，其中绩效研究中较早的有 Gray（2000）研究分析了企业道德对于自身的绩效影响在旅游企业和其他服务业中是相一致的 [10] ，Juan 和 Kang 等人研究表明旅游企业可通过积极的社会责任投资来提升业绩 [11-12] 。另外还有 Frey 和 George（2010）研究了关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中责任旅游管理对于企业财务绩效以及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 [13] ；第二类是旅游企业责任对游客影响的分析，Mohr和 Webb 指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是强化客户和企业之间认同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14] 。金立印（2006）的研究发现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顾客认同，从而提高其购买意向 [15] 。肖捷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购买意向源自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 [16] 。沈鹏熠（2012）则研究分析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旅游目的地形象以及游客忠诚度的影响 [17] ，还有一类研究则主要是对于关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范畴和责任评价体系构建的分析。其中孙吉信(2007)指出旅游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使企业员工行为规范化等方面 [18] ；此后苏志平和顾平认为，旅游企业是相互具有战略伙伴关系并呈网链结构的生产系统(或企业群) ，其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 [19] 。而沈鹏熠(2012)则通过借鉴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把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环境、游客、员工、法律以及慈善责任 [17] 。在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领域中，苏志平（2010）基于层次分析方法构建了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20] 。以及吕英等（2012）以兰州游客为例研究了游客的满意度和重复购买意向与旅行社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得出了游客视角下旅行社社会责任的三个评价指标 [21] 。总的来说，基于文献阅读发现学术研究在相关领域存在以下三点个不足:1、从企业责任视角进行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还是空白，因此对旅游企业这类扶贫模式运作机理不够了解;2、大多研究是针对责任的履行对于企业自身绩效以及游客感知影响的研究，而并没真正把企业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研究，使得企业的发展与社会需求脱节，并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3、针对旅游企业责任研究中，大部分都是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定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实现路径等都是一笔带过。因此，本文将通过雪峰山旅游公司案例的研究，较深入全面地探讨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旅游企业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如何发挥作用，分析企业为主导的旅游扶贫模式的运行机理来弥补一些还未曾研究的盲点。
1.2 企业公民理论
自 21 世纪初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基于企业公民的理论基础来进行相关论证。而企业公民的概念最初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英国“公民社会”提出的，企业公民理论认为，企业同自然人一样需要践行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本质决定了企业作为社会成员有义务服务于社会，合格的企业公民既要了解社会寄予企业的期望，采取恰当的对策，还要有好的行为表现 [22] 。此后 Marsden(2000)等定义了公司公民并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把企业看
成是附有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23] 。随后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是Dirk
Matten（2003）通过划分代表性企业公民，提出了企业公民的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企业公民与诸如社会投资、慈善活动这些对社区的责任相近；二是企业应致力于利润目标的实现、遵守相关法律、成为有道德的企业公民；三是企业需要对社区、环境、合作伙伴履行义务和责任，责任范围可延伸到全
球范围 [24] 。国内学者李彦龙（201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支撑的“企业公民”，首先要履行经济责任, 以“经济人”的身份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次要履行法律责任和其他社会公益, 以“社会人”的身份赢得社会许可;第三要履行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 以“道德人”的身份赢得社会的支持和尊重，这也是现在引用最为广泛的概念 [25] 。
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各种相关理论与研究案例研究比较，认为企业公民理论最为贴合。并且企业公民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具有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公民理论为社会责任思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企业公民理论不仅承继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现有研究，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思想意识，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观在企业公民理论的基础上表现出更高的理论概括性。第二，企业公民理论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重大突破。基于企业公民理论，企业社会责任观视企业为社会成员强调企业服务于社会的义务，突破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狭溢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
2 理论 模型与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雪峰山旅游扶贫与之前的企业扶贫模式相比成功背后的原因有哪些？与贫困人口的利益之间如何联系？如何合理构建企业为主导的旅游扶贫模式”。目前关于企业责任研究的理论较多。但是，企业为主导的旅游扶贫是不同于传统依靠政府的模式，其扶贫效果受到经济、社会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迄今对其模式构建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对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及其原因的探索尚有待深化。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经过前期筛选把企业公民理论作为引导性理论，以指导案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从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三个维度讨论雪峰山案例企业旅游扶贫模式，从而探讨该模式的机理和特征。其中本研究的数据一是来自对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的对外宣传资料和该公司的内部会议材料；二是来自与该公司具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及政府部门等所提供的材料以及访谈记录。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在旅游扶贫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构建出企业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图 2）。
3 案例 分析
3.1 案例介绍
溆浦县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地处湖南西部，雪峰山腹地，是一个典型山区农业大县。由于全县 43 个乡镇均分布在山区，山多地少面积广的现实，成为阻碍山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受自然等诸多客观因素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贫困发生率达到 17.4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8 个，贫困面广程度深，基础薄弱难度大，生态脆弱灾害多，产业滞后层级低，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在 2011 年被纳入国
“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4 年 5 月成立以来，主动联手当地党委、政府，以山水资源为依托，以贫困乡村为重点，以生态旅游为平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成功走出了一条“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子。不同于“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群众入股”的乡村文化旅游扶贫模式，雪峰山旅游公司“政府支持、企业为主、群众共享”的特点非常突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牢记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在旅游开发中，以雪峰山的旅游资源为载体，以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为己任，积极参与精准扶贫。与当地百姓建成利益共同体”的旅游扶贫新路子，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旅游扶贫，在旅游扶贫方面的取得了优越的绩效。并且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少数民族贫困百姓的一致好评。公司旅游扶贫做法，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雪峰山模式”在全省进行推广，并入选为国家旅游局“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3.2 数据分析
本文对于所收集相关资料与数据进行整理与编码。具体的编码方法：首先，对于获得的二手数据，根据对象的不同，将雪峰山旅游公司董事长陈黎明与两位当地村干部按照 M1、M2、M3 分别予以编码，将当地贫困区的村民按照 S1、S2、S3、S4、S5、S6、S7、S8、S9 分别予以编码，其他的二手资料由于来源广泛，将其统一编码为 SH。之后，根据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三个维度，将所有资料中有关的事例数据分别编码成相应的旅游企业扶贫条目，最终得到一个条目数量为 86 的条目库。其次，在第二轮的编码中，对条目库中的 86 个条目进一步分类。编码完成后与相关维度进行比对，对那些与旅游企业扶贫不相关的条目予以剔除。其中 7 个条目被剔除出条目库，最终的有效条目数量为 79。在编码过程中，对原始数据、各级编码和现有理论反复比较，保持逻辑内在一致性。
4 研究 发现
4.1“经济人”
在“经济人”这个维度中的条目共有 32 条，其中 14 条与雪峰山公司直接无偿出资扶助当地居民的生产创业有关，把这类数据归纳为扶持创业；18 条与村民入股参与公司的项目相关，因此把这类数据归纳为村企合作共赢。典型数据示例参见表 1。
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经过前期筛选把企业公民理论作为引导性理论，以指导案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从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三个维度讨论雪峰山案例企业旅游扶贫模式，从而探讨该模式的机理和特征。其中本研究的数据一是来自对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的对外宣传资料和该公司的内部会议材料；二是来自与该公司具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及政府部门等所提供的材料以及访谈记录。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在旅游扶贫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构建出企业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图 2）。
 4.1.1 扶持创业
在案例研究分析过程中，发现扶持当地贫困村民的自主创业是雪峰山模式的一大亮点，在旅游扶贫过程中雪峰山旅游公司一直坚持把当地的贫困群众利益与自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过资金扶持当地居民的自主创业来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近三年来，雪峰山
公司累计投入了 400 多万元，帮助景区内的 36 户贫困家庭建起了“农家客栈”和“农家饭庄”等，以此同时还斥资 300 多万元来帮助 80 多个贫困户的生态养殖业及加工业的创业之路。譬如在统溪河镇的丫吉坳村贫困户张成佳，因为缺乏创业资本，只能放弃自己创业致富的梦想而选择到外地打工，收入十分的微薄，根本无法改善家庭经济情况。雪峰山旅游公司在得知情况后，慷慨地给予他 10 万元的创业金，于是他很快办起了腊制品加工厂，目前年
纯收入可达 20 多万元，轻松地摘掉贫困帽。
4.1.2 村企合作共赢
旅游企业在扶贫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带动功能体现在是以企业租赁土地获得租金为动力，并通过企业持续的经营来带动土地的增值，积极地开展效益共享式的扶贫模式，这使得景区的贫困群众能够长期受益，并且达到持久脱贫。在雪峰山旅游扶贫过程中发现当地贫困群众与公司进行合作，把相互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三种方式来合作：第一种是当地村民通过把山林、田地、宅基地等资产折价入股的方式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以此来参与到公司
的分红，到目前为止已有 275 户村民以资源、资产入股成为股东，这其中的贫困户占到了六成多；第二种便是直接将分散的资金进行规模资产管理，雪峰山旅游公司为了能够统筹做好贫困村民的资产入股相关工作，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后，成立了贫困农民的股权托管中心，会把上级拨下来的扶贫资金与贫困村民的扶贫款一起交由托管中心进行统一的管理，然后入股公司并投入到景区建设，为切实保障贫困村民的利益，公司会负责定期还贷并按月付给村民红利。这种鼓励资产入股的扶贫模式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无投资门路无投资项目的窘境，实现了稳定收益，达到效益共享式扶贫；第三种是通过产业合作社来实现，在雪峰山扶贫模式中，旅游企业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这是以“寄生”于旅游扶贫开发相关企业的产业链为依托以此来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种植经营产业的方式，当地贫困户在雪峰山旅游公司的扶持下，当地的高山猕猴桃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 200 多亩，并且借景区举办“湖南山背猕猴桃文化节”活动，使得活动的当天就成交 80 多万元，帮助众多的贫困户变成了富裕户。雪峰山公司依托当地的优势资源及游客需求，与贫困群总合作成立了猕猴桃专业合作社、野生茶专业合作社、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等，大力发展高山药果种植等产业，使得收益共享，实现村企公益，也极大的带动了当地农畜产业的发展。
4.2“社会人”
在“社会人”这个维度中的条目共有 30 条，其中 8 条与公司无偿出资改善当地居民生活基础实施有关，把这类数据归纳为对居民生活条件改善；7 条与帮助当地居民缓解就业困难相关，因此把这类数据归纳为解决村民就业问题；15 条与公司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当地居民素质技能有关，把这类数据归纳为提高村民素质技能。典型数据示例参见表 2。
4.2.1 改善居村民生活条件
雪峰山旅游公司充分认识到在旅游扶贫开展中对于当地的交通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改善应该是首要目标，特别是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各种基础施设都十分的薄弱，远远不到开展旅游相关活动的要求，因此把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为扶贫起点。雪峰山旅游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在贫困群众的危房改造以及房屋风貌的改造，使之成为旅游要点；还对当地的水利道路进行了改善，明白交通等要素是旅游可进入性的重要要素；另外还全方位的对于旅游六要素进行建设和改造，提供旅游活动展开的硬件设施。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水平还使得当地旅游业的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4.2.2 解决居民就业问题
雪峰山旅游公司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贫困
人口的工作状况。公司以自身发展来提供各种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式扶贫。雪峰山旅游公司通过搭建媒体宣传、导游、交通客运、餐饮与住宿等多个工作平台来拓展就业岗位 400 多个，在目前所招收的 183 员工中贫困户子弟的人数达到了 87 人。此外公司还通过旅游景区建设来吸纳劳务的方式进行扶贫。近些年公司在武陵山片区贫困山区开发建设了四大生态旅游景区，而且为了打造成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桥梁、景观坝、接待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样带来的直接效果便是吸纳景区内劳务工 1500余人，其中半数都是来自于当地的贫困人口，使得他们的人平年收入达到 4 万余元，实现了就近脱贫致富。
4.2.3 提高村民素质技能
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十分看重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的素质技能培训，严格进行岗前的培训以此来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并且还会通过“送出去”与“走进来”的培训方式让当地村民开阔眼界，该公司出资组织 1000 多名景区农民和基层干部，分批赴桂林、龙胜、通道、镇远、千户苗寨和梵净山、大围子山等地学习考察，参观取经，以及 2015 年公司派遣员工在上岗前前往湖南师大旅游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两年来，有 2500 多名贫困乡村的干部群众得到了旅游知识培训；接着，又邀请湖南师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专家教授相继走进大山，帮扶指导，系统讲解《旅游开发带给景区的益处》《旅游接待礼仪》等课程，传授服务技能、导游技能、农产品开发、农家客栈运作、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知识。这不仅对于企业和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益处，而且也提高了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
4.3“道德人”
“道德人”这个维度中的条目共有 7 条，其中 4 条与公司热情参与慈善捐助等活动有关，把这类数据归纳为慈善活动；3 条与维护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关，因此把这类数据归纳为保护生态环境。典型数据示例参见表 3。
4.3.1 慈善活动
作为企业来说，它是社会组织的一分子，它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支持，因此，有作为的企业和有良心的企业家，必将把社会责任放在自身发展的同等位置上，它们要承担相应的
经济、法律、伦理、慈善等社会责任，因而要重视企业在旅游扶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雪峰山旅游公司一直把回报社会、精准扶贫作为“良心工程”来对待。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在雪峰山区行善扶贫 20 年，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累计捐助扶贫款达 7000 万元。特别是近五年来，他先后拿出 5000 多万元开展精准扶贫，其中为溆浦县统溪河乡 125 户贫困户、火灾户、因病返贫户和困难大学生先后送去救济金 500 余万元，充分的发挥出了企业在旅游扶贫新模式中的关键作用。
4.3.2 保护生态环境
公司在对区内大量的山地民居建筑进行了维护和修缮的同时还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无论是在景区建设还是产业发展的方向都强调生态元素，做到与生态相融合，其中对村容村貌和环境进行了大力整治，整个穿岩山呈现出山青、水秀、天蓝的美好景象。凭借其自然优越条件，另外公司于 2016 年 3 月份开始着手申创省级环境教育基地，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全员的共同努力，于 2016 年 6 月申创成功并授牌，公司坚持在发展的同时也要走好环境保护与宣传的道路。公司深刻认识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在为村民谋福利的同时，要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得雪峰山模式具有可持续性。
4.4“文化人”
在进行编码统计时，发现雪峰山旅游公司的扶贫过程相对于之前所设计的旅游企业公民理论框架多了一个与文化相关的方面，因此我们把它设置为一个单独的维度，称为“文化人”这个维度中的条目共有 10 条，其中 6 条与公司热衷于对当地的传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有关，把这类数据归纳为保护非遗文化与遗址保护；4 条与打造和发扬当地的雪峰山文化相关，因此把这类数据归纳为激发与宣传当地文化。典型数据示例参见表 4。
4.4.1 保护非遗文化与遗址
公司还保护性维修了 4 个古村落。拿出 300 多万元支助了 12 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表演队和每月为 26 名非遗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发放 600-800 生活补贴。通过挖掘雪峰山区少数民族文化，支助民间民俗文化表演，不仅增加表演者的经济收入，而且提升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文化自信和自醒，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沟通和融合。这种通过资金拨款来维护古村落以及保护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增加少数民族的收益还使得当地的旅游扶贫模式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4.4.2 激发与宣传当地文化
雪峰山作为是集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为一体的，除了拥有丰富的旅游自然资源外，还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因为雪峰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聚集地，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花瑶在内的侗、苗、土家、回、汉等 30 多个民族，这里的文化形成，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体，兼容多种外来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雪峰山文化。因此雪峰山旅游公司植根于这片沃土，以“文化先行”的慧眼迅速开局：成立雪峰山文化研究会，吸引王跃文、邓宏顺等一大批作家、专家、诗人和摄影名家，参与挖掘、整理雪峰山独有的文化资源；举办中国雪峰山首届稻作文化节、阳雀坡腊八节亲子嘉年华等大型节会文化活动，时尚佐料、明星元素与民俗完美搭配，“土得掉渣”与“阳春白雪”同台展演，在大众传媒平台上充分展示雪峰山文化符号；邀请专业曲艺、舞蹈专家教授、演员与当地民间艺人共同创作，创作出《踩田薅秧》、《想嗨就来花瑤寨》等经典歌曲、大型歌舞。今年 5 月 20 日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花瑶歌舞《踩田薅秧》应邀为参加大会的 G20 国家旅游部长、联合国旅游组织和欧盟官员、600 名与会嘉宾表演节目，花瑶歌舞的独特服饰和天籁旋律让各国来宾惊叹不已。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依先生更是心花怒放、兴致盎然，当场穿上代表吉祥如意的花瑶背心，与美丽的花瑶姑娘一起载歌载舞起来，他大声地说：“花瑶姑娘太美丽了，花瑶文化太神奇了。我要马上飞到雪峰山，去花瑶古寨做客！”在全国的报刊杂志上不断发表
雪峰山文学作品，在世界的舞台上不断展示雪峰山文化艺术，雪峰山旅游公司成立短短两年间，人们深深记下了这句无比自信的广告词：“中国的雪峰山，世界的雪峰山！”，并且通过多种媒体渠道来宣传雪峰山旅游，以此来提高知名度。综上所述，因此基于雪峰山旅游扶贫的研究从企业公民角度所构建的企业旅游扶贫模型如图 3 所示。
5 结论 与 讨论
在企业公民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案例相关数据与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发现，雪峰山旅游公司开展旅游扶贫工作的过程可以从“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及“文化人”四个维度来进行研究分析，首先，雪峰山旅游公司在扶贫中无论从哪一个维度分析都可以发现他们始终牢牢把握住旅游扶贫核心就是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实现脱贫致富，把他们作为受益主体；其次通过“经济人”维度中的扶持创业和村企合作共赢来实现利益者共容，实现企业与村民共同致富；从“社会人”的维度分析，雪峰山公司的扶贫作用体现在改善居村民生活条件、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和提高村民素质技能三个方面，真正解决了当地贫困村民所面临的现实困难，为扶贫工作的展开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道德人”的维度来看，公司时刻谨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并把这种责任感融入企业的血脉化为实践，主要包括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两方面。在研究中还发现雪峰山旅游公司深刻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因此从“文化人”的维度来看，公司在扶贫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当地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在积极维护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来把雪峰山文化发扬出去，通过文化效应来实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也是村民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最后在把握核心关键的前提下通过这四个维度所含的措施相互配合来实现了当地村民的脱贫致富，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雪峰山旅游扶贫模式。以此来构建企业为主体的旅游扶贫模式和丰富完善企业公民理论。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 基于企业责任视角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成果，围绕企业责任概念衍生出的理论也颇为丰富，但是在旅游企业研究领域内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特别是在旅游扶贫相关理论研究中没有涉及过企业责任视角，本研究还不仅选择从企业责任视角来分析旅游扶贫新模式，还选取目前研究领域内最为关注的企业公民理论来作为理论框架，通过案例的研究分析把企业公民理论在旅游扶贫中进行了扩充与完善。本文的实践贡献在于: 在众多的旅游扶贫模式中总是把政府层面作为主体进行研究分析，对于企业的责任和作用总是一笔带过，忽视掉了旅游企业的重要性。研究雪峰山模式对于以后的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扶贫模式更加市场化，可能取得更为突出的成效。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从研究的广度来看，可以将旅游企业扶贫模型的案例样本扩大到其他地区，寻找更具有普适性的模型；从研究的深度看，延长研究的时间轴，继续跟踪研究的案例企业，探讨旅游企业的新扶贫模式是否有瓶颈期以及后续的发展状况进行观察，建立更具有精确性的模型。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严春艳,王兴水.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社科纵横,2009,24(1): 49-50．
[2]Clark J M. 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24(3):2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严春艳,王兴水.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社科纵横,2009,24(1): 49-50．
[2]Clark J M. 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24(3):209-
229.
[3]Sheldon O.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 [M]. London: Rutledge, 2003:74.
[4]Bowen R H.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 [M]. New York: Harper, 1953:6.
[5]Carroll A B.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497-505.
[6]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34(4):39-48.
[7] 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雇主品牌的影响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8] 王怀明,宋涛.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上证 180 指数的经验证据[J].南京
师大学报,2007,3(2):58-75.
[9] 沈艳,姚洋.中国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0]Gray J, Matear S, Matheson P.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hospitality fir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0, 12(3): 149-155.
[11] Juan L 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th –creating activities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4):990-1006.
[12] Kang K H, et al. Impa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on company
performanc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0, 29(1):72-
[13] Frey N, George R. Responsible tourism management: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business own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the Cape Town tourism industr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5): 621-628.
[14] Mohr L A., Webb D J.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ice on Consumer Responses
[J].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05, 39(1): 121-132.
[15] 金立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测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6):114-120.
[16] 肖捷,欧阳润平.企业与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共生机理研究[J].消费经济,2010,26(2):83-86.
[17]沈鹏熠. 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目的地形象及游客忠诚的影响研究[J]. 旅游学刊, 2012,27(2): 72-79.
[18]孙吉信.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伦理辩护[J]. 旅游科学, 2007, 21(2): 69-72.
[19]苏志平,顾平．基于供应链的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10(3):41
-46．
[20]苏志平,基于的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探讨[J]. 安徽农业科学,2010,38(12):6573-6575.
[21]吕英,李亚兵,柳春岩.旅行社社会责任与游客满意度和重复购买意向的关系研究---以兰州游客为例[J].大
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1):72-77.
[22]周祖城.企业伦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3]Marsden C. The new corporate citizen ship of big business: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sustainability [J] .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2000, 105(1):9 - 25.
[24]Dirk Matten, Andrew Crane. Wendy Chapple. Behind the Mask: Revealing the True Face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45: 109-120.
[25]李彦龙.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责任边界[J].学术交流,2011,2(2):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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