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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1794--1857),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良图，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司门前)人。魏源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理论旗手，近代湖湘精英群体中的学术巨匠和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

魏源七岁入私塾，15岁考取秀才，19岁求学于岳麓书院，21岁随在京做小吏的父亲魏邦鲁游学北京，28岁中举人。51岁中进士，以知州用(官阶五品)，历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58岁改任高邮知州。60岁因抗击太平军不力， 被弹劾革职。晚年皈依佛门，64岁病逝于杭州东园僧舍。

按当时读书人的标准，魏源的命运是坎坷的，科考不顺，怀才不遇，仕途不畅，最后超凡脱俗、一心向佛。与同时期杰出的湘藉精英相比，在科考仕途方面可谓相去甚远。如同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陶澍、贺长龄二位，二十四、五岁即高中进士，又都进入翰林院学习深造。陶澍44岁为安徽巡抚，46岁为江苏巡抚，51岁出任两江总督。贺长龄41岁任江苏布政使，50岁出任贵州巡抚，60岁升任云贵总督。

魏源虽然在科考仕途上差强人意，但因其近10年的游学经历，以及长达20年的幕府生涯，使得他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加之魏源又是一个穷于思考的人，具有高远的眼界、宏大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善于将思想见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除了世人皆知的《海国图志》外，还有《皇朝经世文编》、《元史新编》、《圣武记》、《屯防志》、《凤凰厅志》等，著作多达40余种，600多卷，近800万字。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评价魏源 “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魏源能够有如此的成就，除了其自身志存高远、才思过人、积淀深厚之外，超强阵容朋友圈之间的相互提携助力，也是其成功路上的一大亮点。

一、严氏父子，是其学习“经世致用”思想的朋友。严如熤，字炳文，溆浦桥江人。早年与魏源叔父魏辅邦同在岳麓书院就读，师从山长罗典长达6年之久。严如熤虽然学养深厚，却无心科考取仕，好“研究舆地、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所学、所思、所著述皆以经世实用为目的。后来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等职，也都是因其治乱、戍边、安民的良策和事功而受到破格任用。《清史稿》述：“熤自为县令至臬司，皆出特擢……宣宗(道光)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其子严正基，字仙舫，官至河南、湖北布政使，与魏源是同窗好友，又一同参与过两江总督陆建嬴的幕府。

严如熤、严正基是清嘉庆、道光时期经世实用思想的先锋和前驱，“严氏父子皆以经济之学著称，坐言起行，对早期经世思想的兴起贡献甚多”。魏源作为严如熤的世交后辈，又是严正基的同窗、挚友，自然会深受严氏父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和启迪。

魏源与严氏父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三人先后就读于岳麓书院，“明习时务”，才学超群，但都科考不顺、出仕较晚，为官之前又都出任过督抚大员的幕僚、胥吏。严如熤有《洋务辑要》、《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汉中府志》等著述，魏源有《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筹河篇》、《屯防志》、《凤凰厅志》等力作，其治学态度、研究方向、著述内容都是力求经世实用，作品也带有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印记。

二、贺长龄，是其坚定“经世致用”信念的朋友。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历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山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湖南通史》评价贺长龄主政江苏时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当巡抚陶澍首倡漕粮海运时，他力赞其成;二是延聘魏源入幕府，与他合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1822年中举，到而立之年仍是无职无权、漂泊不定的一介书生。1824年他回到湖南，在湖南提督杨芳家短暂执鞭任教。次年应聘进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为主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文编》于道光七年(1827)刊印成书，精选了清初至道光三年180余年间的官方文书、笔记书信、奏疏论著等各类文章2000多篇、 300余万字。“有清一代各家经世策论，能面世者，多被收载”，其中也收录了严如熤、陶澍、贺长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文章。

《皇朝经世文编》是贺长龄与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之作。关于《文编》的著作者，主要有三种提法：早期的刊印本，标明贺长龄辑;上世纪台湾的印本，署名贺长龄/魏源;而百度上的解释则是，署贺长龄辑，实为魏源所代编。依据二人在编辑《文编》时的年龄、阅历、思想深度、社会地位等因素，应该说：贺长龄是《文编》的首创者、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魏源是主要的执行者和编辑人员，署贺、魏二人合著，则最为妥当。

魏源在编辑《文编》的过程中，大量阅读了民生方面的文章，并有机会看到之前无法接触到的皇家秘藏典籍，这对于魏源拓展视野、提高境界、提升格局，都有很大的帮助。自此以后，魏源经世致用的信念更加坚定、经世致用的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文编》一经问世，好评如潮。既可当作体制内“公文”的精要范本，又可从中学习借鉴先贤智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方略对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几乎家有其书”。之后以“经世”名编，仿其体例相继成书者，竟达三四十种之多。这也使得魏源因文而名，享誉海内外，博得“无双国士”的美誉。

三、陶澍，是其践行“经世致用”思想的朋友。陶澍，字子霖，号云汀，安化小淹人。历任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他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是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湘藉经世派的柱石和领军人物。

陶澍在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任上，主持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政、河工”三大改革。他首创漕粮海运，“奏请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漕粮百六十余万石归海运”，并亲自打通关节、力排众议、组织实施，使漕粮海运得以成功。他任两江总督时，兼理盐政,针对两淮官商垄断食盐运销的积弊，减少环节，删除浮费，打击走私，规定只要照章纳税，都可凭票运销食盐。他主政的江南地区，河湖众多，河工水利为治内要务。陶澍主持的每一项改革，都是为了破解时弊陋规，推行后不但能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而且有利于农业、商业及运输业的长远发展,对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和推动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明显的成效。

魏源和陶澍是世交。陶澍之父曾向魏源的祖父魏志顺借过银两，以助陶澍求学深造。陶澍发达后，派人携重金到魏家以示感谢，魏志顺不受金，只寄望于陶澍为老百姓多做好事。陶澍任江苏巡抚时，魏源父亲魏邦鲁在其手下当差，陶澍对魏邦鲁多有关照，“礼遇之，不以小吏待也”。

魏源自道光五年(1825)进入贺长龄幕府，道光七年转入陶澍幕府，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去世，二人在富庶的江南，共事时间长达14年之久。魏源是陶澍最为倚重的师爷、高参、幕僚。魏源参与了陶澍、林则徐、贺长龄主政江南时盐、漕、河三大政改革的全过程，为他们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总结施政得失，彰显改革经验。这也是魏源实践变法图强、经世致用思想的大好时机，由欲经世实用、学以致用，到大刀阔斧地参与和实施改革，是魏源思想上一次大的飞跃。陶澍对魏源的充分信任和培养，也使得魏源有机会脱颖而出，成为名重一时的改革家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四、林则徐，是助其登上“经世致用”思想高峰的朋友。林则徐，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他是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事迹，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魏源早年游学京城和科考期间就结识林则徐、龚自珍等人，一同研读经世致用之学。林任江苏巡抚时，魏源是两江总督陶澍的首席“大秘”，两人过从甚密，是志趣相投的挚友。

林则徐因在广东执行凌厉的禁烟政策，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丧权辱国，林则徐却成为替罪羊，被革职并遣戍新疆。1841年6月，林则徐在途经江苏镇江时，将自己组织翻译的8万多字的《四洲志》和《澳门月报》、《粤东奏稿》、《各国律例》等资料赠与魏源，嘱托他根据这些资料编撰《海国图志》，以警醒国人，挽救危亡。魏源接受嘱托，并搜集更多世界历史、地理、政体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著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再版扩充至60卷。1852年《海国图志》100卷本成，全书88万字。它是中国人编辑的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描述天朝域外各国的鸿篇巨著，也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收官之作，更是魏源成其为集经世致用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的扛鼎之作。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的初衷:是为了用洋人的方式去与洋人作斗争，是为了用洋人的方式去与洋人打交道，是为了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去制服洋人。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在现在看来只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长期以来，清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是禁锢思想，堵塞言路，大兴文字狱。满清的文字狱始于康熙，到乾隆一朝达到高峰。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大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专心训诂考据、科考取仕，以免因字、因言获罪，祸及自身及家人。最典型的是三朝元老曹振墉与人介绍为官之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二是闭关锁国、闭目塞听、妄自尊大、愚昧排外。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只与周边的几个亚洲小国保持着藩属和朝贡关系，以满足“天朝上国”的虚荣，而对西方列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鸦片战争中清王朝不经意间被“夷”所败，朝廷颜面尽失，这个时候有谁愿听魏源的“师夷”之说呢?其好友姚莹曾说“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左宗棠更是十分愤慨：“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在这错过的二十余载中，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不仅大量赔款，被迫开放口岸，还痛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魏源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作为忧国忧民、经世务实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寻求救国之道，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思想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后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魏源具有实际上的前驱先导之功。《海国图志》这本振聋发聩的著作，无疑为习惯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评价“《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左宗棠自诩是魏源主张的继承者，坦言自己试造轮船是“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认为《海国图志》是魏源的发愤之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道光新讲经世之学者，推(魏)默深与(龚)定庵，实则龚博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

魏源是中国向西方探寻国家富强之路的开拓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几个先驱者之一。他的改革思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对陶(澍)、贺(长龄)、林(则徐)等为首的嘉、道时期政治精英们，针对时弊陋规所进行的改革创新有直接的襄助之功;同时，因为其深远的影响力，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有着启蒙和推动作用。魏源的思想，对于当前坚持改革开放、富国强兵、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同样有着学习借鉴的现实意义!

201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