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文化觉醒，是一切觉醒的开始！《雪峰文化》"人物篇"正是这一觉醒的起步……

舒新城与毛泽东

邓宏顺

一、湖南一师同事

在酷似人头剪影的湖南省版图上，自南向北的湘、资、沅、澧四大河流像是四姐妹或四兄弟，曲曲折折但又气势浩荡、奔腾不息地朝着洞庭湖汇集！出生在雪峰山西边沅水河流域溆浦县刘家渡村的舒新城和出生在雪峰山东面湘江流域湘潭县韶山冲的毛泽东同是属蛇的人，他们都是1893年出生，只是舒新城生在这年5月，毛泽东生在这年12月，论年龄，舒新城应是老兄。

舒新城和毛泽东受教育的经历也很相似，读过老先生执鞭点书的私塾，后来再进男女同校的师范。两人都因性格倔强，信念坚定，接受新思想很快，得罪过当局。当时，舒新城读过常德第二师范，而毛泽东读的是湖南第一师范，所不同的是，舒新城为了继续求学而借了同族舒建勋的文凭考进了岳麓高等师范，而毛泽东一师毕业后进了一师附属小学供职。后来，舒新城一生对教育工作充满着激情，前期主要从事教育实践，后期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和著术，晚年以《辞海》第一任主编而闻名于世；而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

他们俩的最初相识是在那座门面上不泛西洋味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那是1920年。这一年，他们都只是27岁的年轻人，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已经在做一师附属小学的主任，而舒新城此前的经历稍为复杂一些。

舒新城岳麓高师未毕业就到兑泽中学客串作音乐老师，毕业后仍在兑泽中学教书。特别值得一提是，兑泽中学教学法教员是大名鼎鼎的徐特立先生。舒新城在况泽中学的麻烦是因教英语引起的。因为他和另一位教师交替教几班英语，有学生觉得他没有另一位教得好，就闹了风波这使他的自尊心受了一定的挫伤。他要和那位英语老师当众“比武”的想法没有实现之后，他立誓：“从今以后，我绝不再进兑泽中学之门！”这就是雪峰山人那种绝不服输的脾气！

兑泽中学的门可以不进，但他的生活不能不继续进行，他除了给报刊投稿赚点零钱外，立志进行教育学研究和著述。

几经周折，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舒新城对当时社会作过这样的描绘：“旧社会上的一切被否定，对于什么时候都要重新估价。青年们多少年来被社会风俗习惯的种种压抑，当时都可以无顾忌的推翻。在行动上，学生运动竟战胜了政治，政府的官吏且有应学生之请而革职者；言论的自由更不必说了，于是，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各种主义，都各随所好而尽量介绍，尽量研究。”

舒新城对于当时社会之种种，比一般青年要觉醒得快，那是因为自民国五年起，陈独秀他们创办的《新青年》就一直是他案头上的日夜读物。而毛泽东不仅早已是《新青年》的读者，他还是《新青年》的作者和经销人，并正在湖南主持《湘江潮》刊物。由此可见，这两位年轻人其实在追求新生事物上，早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舒新城从兑泽中学辞职后不过几月，即在在教会所办的福湘女子学校就职，他仍保持着向报刊投稿的习惯。不久，他又因为在《学灯》上发表一篇《我对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的文章，说了自己想说的真话，而遭人在福湘女子学校的当局面前告状，说舒新城的思想危险，长久下去，学校还将不保。舒新城感到自己在学校里影响太大，“功高震主”，为不给当局带来麻烦，他又自觉去职，时为民国八年十一月。此后至民国九年六月下旬以“新进作家”而奔梁启超门下，在沪就职。

湖南“驱除张敬尧”之后，文化人出身的谭闿在湖南主政，于是，湖南教育界因被张压迫而出亡以及在外而欲为桑梓服务者都相约回到湖南。时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是易培基，派其教务主任熊仁安赴沪聘请教员，舒新城则以教育家身份被聘为一师教务科专任教员。当时被聘请的教员还有曾在浙江一师教师任教的著名教师夏丐尊和“武昌三杰”之余家菊、陈启天等。

舒新城经历了如此曲折之后，才认识了在一师任附小主任的毛泽东，并与毛泽东成了同事。

在共事中，舒新城对毛泽东印象极深，他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民国九年，湖南宣而自治后，赵恒惕就任总司令，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而赵、林的威信都不及谭延#，尤其接任后教育经费不能照发，“于是，十二月某日，第一师范以罢教向他们示威。‘五·四’以后，学生罢课是常用事，教育师教则不大听得。第一师范既由‘名宿’任校长，又是当时当地文化运动的领导——其时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任，颇为活动……”这里“毛泽东……颇为活动……”虽寥寥几言，但一个“颇”字岂是一部《恰同学少年》一部影视剧所能述尽？一则说明毛泽东当时的革命活动确实很多，二则说明舒新城对毛泽东的活动早已关注，也了解不少。

二、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提起“少年中国学会”，我的耳边就要响起那朗朗的少年读书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学会是民国七年六月三十日由王光祈、陈济、张尚龄、周无（太玄）、曾琦、雷宝菁、李大钊七人在北京发起，一年后，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有会员74人，多为求学国内外及从事文化事业之青年。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有四：“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对会员规定有三条标准：“（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

少年中国学会对舒新城的思想、学业、生活都有很大影响，他一辈子牢记在心，晚年自述时，仍不惜大篇幅提及，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少年中国月刊第四卷第九期所录会员名单，舒新城一人不漏地记在他的自述里。通过这些名单可以让我们看出，该会会员的确非同一般。舒新城和毛泽东同为该会会员。现将名单照录如下:

该录共载95人：周太玄、李劼人、周晓和、何鲁之、李璜、许德珩、陈寅恪、曾琦、胡助、赵世炎、汪奠基、王光祈、张梦九、宗白华、魏嗣銮、沈怡、汤汉腾、杨钟健、余家菊、徐彦之、陈宝锷、周炳珊、方东美、刘牙如、王崇植、赵崇鼎、康洪章、孟寿椿、张闻天、郝坤巽、康纪鸿、童店泰、杨亮工、须恺、袁同礼、吴保丰、邰爽秋、王克仁、郑伯奇、周佛海、沈懋德、李初梨、苏甲荣、黄日葵、李守常（大钊）、陈仲瑜、章志、高尚德、黄公觉、刘拓、刘云汉、雷国能、舒新城、李儒勉、穆济波、杨效春、曹刍、倪文宙、吴俊升、段子燮、陈启天、蒋锡昌、沈昌、黄仲苏、谢循初、唐瑴、卢作孚、张明纲、彭云生、孙少荆、刘泗英、李饶舫、鄢禔祥、邓仲澥、刘仁静、沈泽民、恽代英、杨贤江、常道直、左舜生、田汉、梁绍文、涂九衢、金海观、恽震、朱自清、侯绍裘、朱镜宙、雷宝华、赵世炯、芮学曾、赵寿人、阮真、毛泽东、葛澧。

上述诸位，都是当时各领域之豪杰。

三、共办《湖南教育月刊》

民国八年，舒新城因为那篇向教会说直话的文章惹祸之后，离开福湘女子学校，暂不到他处就职，凭着因杨怀中（杨昌济）先生帮助而卖出的一本书稿稿费维持生活，与在岳云中学教书的宋焕达、杨国础三人合租一座三开间的房屋。烟熏火燎的民房生活虽缺少热闹，但对想做学问的舒新城来说，却有另一种轻松和憧憬。茶余饭后，他们常议论湖南因政治对教育的影响，乃商议发刊一种教育刊物，以讨论湖南教育问题为主题，兼介绍世界教育思潮，教育学说。

某一天晚上，或许是滂沱大雨，或许是满天繁星，岳麓高师的同学方扩军来到了舒新城门上，晤言一室之内，两人谈得极为开心，方同学又说他有能力负责刊物的印刷。于是，送走方同学之后没过多久，《湖南教育月刊》于民国八年十一月创办并发行了创刊号。舒新城为总编辑，宋焕达和杨国础为编辑，方扩军为经理。该刊用二十四开报纸每册四十八个页码，每期容五、六万字篇幅。至民国九年三月，迫于政局压力，宣布停刊。该刊主要是“研究我国教育工作者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评旧教育工作者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主要栏目有评论、专论、世界教育、世界大事、讲演、调查、通讯、附录等。专论栏以湖南教育为主，调查栏专发表私立学校实况。撰搞人除编辑部的四人外，主要由吴起明、尹镇湘、向事成、邓典训、马文义、文亚、邓名诗、李肖聃、杨树达、张效敏、毛泽东、黄醒等人。星转斗移，那栋三开间的民房至今没有告诉我们，舒新城和毛泽东有过怎样的见面，有过怎样的交谈，有过怎样的道别，但事实告诉我们，舒新城和毛泽东当时都是怀抱着教育救国的志同道合的青年。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情是，有人现在撰文说，如果舒新城当年把毛泽东介绍到厦门大学去教书，毛泽东就会成为一位教授。这是指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回信时，在说明了梁启超询问的中国公学情况之后，于信中写到“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毕能来。即来也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师，此时实无办法。”从信中可见舒新城是有意让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由此也可窥探到舒新城和毛泽东情谊之一斑。

四、共同牵挂《辞海》

1928年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以一封长信敦请舒新城前去就职中华书局编辑所主任，而此前是陆费逵自己兼任此职。

舒新城与陆费逵因为讲学相识已有好几年，此时，舒新城已志在教育救国，对改行从事编辑工作有些举旗不定，但陆费逵三到杭州，在风雪晴雨中“三顾茅庐”真诚相邀，舒新城为情所动，终于1930年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主任兼图书馆长。陆费逵真是爱才如命令的人，他作为总经理，只拿月薪200块大洋，而给舒新城开的月薪竟是300块大洋。陆费逵还写下遗嘱，自己如有不测，总经理一职和个人股权均交由舒新城掌管执行。舒新城心存感恩，倾尽全力打造《辞海》这部煌煌巨著。

当厚厚的《辞海》终于1936年在上海出版发行时，确实是中国文化界一大喜事。是年9月22日，毛泽东致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向舒新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邵力子、陈果夫、汪精卫、宋子文、郭沫若、胡适之、傅斯年、周谷城）等诸位师友致讯，信中还写道：“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时隔20年之后的1957年，北京正孕育着春天花蕾的3月，舒新城作为上海新闻出版界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10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颐年堂与参加会议的新闻界人士座谈。舒新城见到了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自从三大改造以来，各地有些无知农民和工商户，纷纷把一些古籍出售，甚至拆散当废纸卖掉，使珍贵的文物散失不少。干部出面制止也无效。他请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你倒很注意为共产党说话。”言语中充满着一种故旧的信任与亲情。

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舒新城出席了这次人大会议。毛泽东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时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修订一下。他要舒新城挂帅在中化书局设立该书编辑部。

同年9月17日，毛泽东到上海视察看时，又接见了舒新城。毛泽东说：“到现在还只能利用《辞海》、《辞源》，没有新的辞典。”

舒新城建议说：“除了编辑《辞海》，还应该编辑《百科全书》。”

毛泽东马上高兴地说：“你的建议很好，写信给国务院。”

舒新城说：“我已经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其转达有关部门。”同时，舒新城对编辑新版《辞海》表示为难：一则人手不够，经费有限；二则自己年纪大了。毛泽东说：“你有儿子吗？自己干不了，儿子继续干下去。”他鼓励舒新城一定要干。还指示在场的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帮助舒新城解决具体问题。

至1959年春，《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被任命为主编，同时确立了“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的出版方针。

但是，新版《辞海》未出，1960年舒新城因癌症扩散而离世。舒新城没能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艰巨任务。人生真是苦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