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经安 向芳瑾
近年来，随着屈学界对屈原《涉江》之“溆浦”研究的升温，这个原被遗忘的课题又重新引起屈学界的关注。我认为引起学者们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是他们看到《涉江》篇史料价值的所在。中国屈原学会原会长褚斌杰先生就说过：“这是有关诗人晚年被流放所经历地区的一项重要史料。”①早在1976年，汤炳正先生同夫人来访溆浦，他在其《屈里寻踪》一文中也说：“当我踏入溆浦地域，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仿佛时时都能看到屈原彷徨行吟的伟大身影。”②对《涉江》溆浦研究的升温，应该是来自这俩位德高望重的会长。
有关《涉江》之溆浦研究的焦点，人们都集中在争论“溆浦”是地名，还不是地名？是今溆浦县地，还是在别的地方？是屈原流放的住居地，还只是经过这里？屈原来溆浦是“流放”，还是别的原因？屈原在溆浦住了多久？是二年、九年，还是十六年？屈原的哪些作品是在溆浦地方完成的？是《离骚》、《涉江》还是《九歌》？溆浦那些地方文化在屈原作品之中有所反映。这说明有较多学者，已看到前人所提出的“屈原流放作《楚辞》。”这一前人提出后人很少触及的问题。如果按推理来认定，今日之溆浦就是屈原《涉江》笔下的溆浦。那么，学者们能否从溆浦的古风民俗、地理物产、方言信仰中找到与《楚辞》相关的一些蛛丝马迹吗。汤炳正先生早在1976年访溆浦时，就写了这么一段对话：“一位父老说‘既回了老家，就应当多歇hai几天。’这话我不懂，听愣了。老伴对我说‘hai就是玩耍的意思。’我才恍然大悟，hai‘娭’的古音。屈原在《惜往日》里‘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之句。……但后人读‘娭’，只知道‘许其切’，或直音‘嬉’，而古音读hai早已失传。不料几千年前的音读，今竞仍存于楚地。”③汤先生的这段感受，恐怕是近代屈学研究者考察“溆浦”所得来的第一个收获。当然，这只是一个信息，现今想从这里解开《楚辞》之谜者，也接踵而来，这就是屈原《涉江》之溆浦研究升温的原因吧。
一、“溆浦”是地名、县名，还是今溆浦县
在屈学研究中，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翻开历代研究者对《涉江》的注释不难看出，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不是很多，当然也有认为溆浦不是地名的。如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云：“盖溆浦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别名耳，旧解为地名，非也”④王逸《楚辞章句》在“迷不知吾所如”句下说“言已思念楚国，虽循江水涯、意犹迷惑，不知所之也。”而五臣注“溆亦浦类”。⑤把“溆浦”注释为“水名”或解为“洲渚”的，我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辞海》云：“溆，水名，见‘溆水’，‘浦’水边”。溆浦本来就是以溆水而得名，而“溆”字是一个特定字，从这个字的字义上来看，它不存在有任何意义，唯独只是指“溆水”。中国历史上因“水”而“名”的例子很多，如“湘水”之中有“湘潭”。同时中国各地的古水名，都只是用一个单字来表示，如长江，原来只称“江”，黄河，原来也只称“河”，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也都是用单字来表示。
溆水，是溆浦县境内的一条内河。《溆浦县志》载：“溆水，曾名序水、叙水，又称中河、双龙江。发源于县南鹿阝梁山……全长143公里，共有175条支流，流域面积3294.4平方公里，在溆浦境内面积3026.8平方公里。”⑥可见，溆浦不仅得名于溆水，而且也是对其流域内地方的总称，这就是溆水的独特性。因此，是没有任何一条地名和水名能替代的。郦道元《水经注》：“沅水又东序溪合，水出武陵郡义陵县鹿阝梁山。”序溪即溆水，古作序，作叙，犹武溪古作，熊溪古作雄，卢溪今从泸也。武陵郡义陵县，指的就是西汉时期的溆浦。《溆浦县志》云：“汉高祖五年（前202）置义陵县，属武陵郡。义陵为武陵郡治所在地，下辖十三县。”其郡治、县治的遗址在今溆浦县南2公里梁家坡村。⑦鹿阝梁山，《县志》云：“架木为梁，群鹿游焉，故名。”山在今县南黄茅园境内，又称“古佛山”。旧时为龙潭八景之“鹿阝梁积雪。”⑧从这里可以看出，古文献所记载的“序溪”、“叙溪”，与溆浦县境内的溆水地理是完全相吻合，指的就是现今“溆水”。
关于溆水的发源地，各历史文献版本的记载也不尽相同。如《方舆纪要》云：“溆水在今溆浦县西三十里，一名溆溪，一名溆州，源出鹿阝梁山，流入沅，山在县东。”《一统志》言：“溆水在县三十里，一名溆溪”。《湖广通志》：“在县东北”。《湖南通志》：“在县西南”。《辰州府志》：“发源龙湾溪”。等注释。唯《水经注》的注释与现今地理相符。故历代研究者多有误引，因此而出现以“曲溪”为“溆水”等笑谈。从古文献的记载与溆水的地理位置来看，“溆”与“浦”的结合词“溆浦”应该是个地名，理所当然指的就是今“溆浦县”地。
刘伟生先生在查阅历代有关屈学研究者对《涉江》的注释后，他在“《涉江》“溆浦”研究平议”中一文中说：“把溆浦解为地名始自朱熹，《楚辞集注》云‘溆浦亦地名”。并认为把《涉江》中“溆浦”解为后来的溆浦县，最为得力的是清人朱珔（jian)的《文选集释》。朱珔云：“《元和志》叙浦县下，引《离骚》，此文云‘入溆浦而邅迴’是叙水不从水，又与序通。《水经注·沅水篇》注云‘沅水又东与序溪合，水出武陵郡，义陵县鹿阝梁山西北，流经义陵县，王莽建平县也。’《方舆纪要》云：“溆水在今溆浦县西三十里，一名溆溪，一名溆州，源出鹿阝梁山，流入沅，山在县东（南）。溆浦县本汉义陵县地。”又引《辰州志》‘溆浦在万山中，云雨之气皆山岚烟瘴所为也。故下云‘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⑨刘先生所引证的这段资料，除了把溆水的方位部分有错外，基本与溆浦的历史沿革，地理是相符合的。
就“溆浦”而言，这个地名最早见于屈原《涉江》之中，在该诗中同时出现的还有“辰阳”。它同沅陵、迁陵，索，临沅，孱陵等都是楚“黔中郡”的属地。查阅这些地方的文献记载：楚时都为黔中郡（或黔中地）所辖。但是，古文献也并没有记载这些地名是属何等级别的行政区划，是“县名”还是“郡名”。直到西汉初才有文献记载，这些地方属“县”级行政区划，归武陵郡所辖。《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领）县十三：索，孱陵，临沅，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艮山，零阳，充。”这时的武陵郡下辖的县，唯只有原“溆浦”改名为“义陵县”。
如果我们再把它从西汉向上推到秦，这些地名是否也是属“县”级行政区划。这方面可从近年来在湘西里耶所出土的秦简中，找到这些地方是属“县”记载。里耶出土的秦简，其纪年为秦王（始皇）嬴政二十年至二十七年。其中有几枚竹简上书“口口戌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迁陵以邮行洞庭”，等字样，这里就明显有了郡、县的记载。同时还出土有记载当时邮行线路及里程表的秦简，上书“鄢到销百八十里，销到江陵二百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⑩
从出土秦简的邮行线路中所列举的地名来看，这里所提到的“迁陵”、“索”、“孱陵”、“临沅”等地名，都属汉武陵郡下辖十三县中的县。可见“汉继秦制”，在地名和行政区划上没有多大变动，而唯独“溆浦”改变为“义陵”呢？他必然是事出有因，这方面古文献有很多的记载。《舆地纪胜》卷六十八常德府就有这么一段记载：“项（羽）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曰义陵。”又晋常林《义陵记》也载：“项羽弑义帝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曰义陵。”溆浦有古“招屈亭”和纪念“义帝”而建的古“慕义亭”⑾这与古文献记载相符合。项羽杀义帝的时间是在：汉元年（前206），溆浦就建有纪念屈原的“招屈亭”，古亭毁于清末民初⑿。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知道最早纪念屈原的建筑。
把溆浦县谓之“秭归”的确让人费解。但是，溆浦建于西汉前期的“招屈亭”，而康熙《溆浦县志》言：招屈亭其地，原是屈原在溆浦的居住地，故其地有“冬无积雪，夏无蝇蚊”的记载。这是否可以解释为袁崧所言：屈原贤秭、闻屈原放逐溆浦，自湖北秭归来溆归慰屈原，故溆浦也称为“秭归”。我认为这应该于屈原放逐来溆有关。不过，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给我们提供一条思路，就是异地同名多与古人迁徙有关，他说：“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随其族人足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⒃以此来看，溆浦曾称“秭归”应当是和屈原流放来溆浦有关。这方面我们发现溆浦最古老的傩戏唱本上有这么一段唱词：“……关公殿前占一卦，屈原相公要花船。屈原相公五个女，五人姐妹有根源。一娘住在桃花店，二娘住在菊花园，三娘住在梅李地，四娘学道登仙山，五娘身材生得小，江边立庙要花船。”⒄这是否能说明屈原有合家迁徙溆浦的迹象，同时，溆浦有“屈”姓，故溆浦曾称为“秭归”。当然这还得要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二、楚黔中郡治在溆浦吗？
《史记·楚本记》记载：“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史记·苏秦传》也说，苏秦曾多次向楚王提出：“秦如攻楚，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秦王欲夺，楚王以生命来捍卫，这当然是因为黔中在楚国的重要。
黔中，即黔中郡。战国时期的黔中有楚“黔中”和秦“黔中”之分。⒅《史记·楚本记》“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这里所说的秦拔我“黔中郡”这个楚“黔中郡”治是在溆浦吗？这不仅是屈学界探讨的课题，而且也是楚史界和考古界所共同关注的课题。早在八十年代，我曾同湖南省考古所何介钧和袁家荣俩位所长讨论过这个问题。1986年在沅陵县进行文物普查时，袁所长和我共同查阅了《沅陵县志》，县志言：黔中郡在沅陵西二十里。然而我们却在沅陵县城约五公里的窑头发现了大面积的墓葬群和一座古城遗址，古城残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92250米。遗址中出土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建筑陶和生活用陶。我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黔中郡 “的遗址。但是我们也无法去认定他是楚“黔中”还是秦“黔中”郡治的遗址。而沅陵所发现的古城遗址，它与古文献记载的位置差异不大，袁家荣所长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同时又是我自己带队所发现的，应该没有多少异议。无独有偶，溆浦西汉武陵郡古城遗址，也是我自己勘探测量和试掘的，古城残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70米，总面积约185000平方米。我早在1969年就下放到这里，当时我所见到的古城垣遗址还断断续续保存有很大一部分，仔细观察还看得出古城垣的大概轮廊。当时的古城垣土堆上种的都是旱粮作物，比一般的稻田要高，可惜这些古城垣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被破坏，现在城西仍保存有残长约百多米的古城垣，和城南一段约1公里长的护城河遗址。当时我也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劳动。并在城遗址中出土有残剑、矛、箭等青铜器和大量的建筑陶和生活用陶，同时还在古城的内城中出土了一个大陶坛，坛内盛有110公斤新莽时的铜货币“货泉”。⒆从出土文物来分析，这座古城应该是形成于战国早期，废置在东汉。这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同时还在古城的周边地区，发现大面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墓葬群，这其中也有少量的属新莽时期的墓葬。但很少发现東汉时期的古墓葬。这与《先贤传》所记载：“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迁东出。”古文献记载完全相吻合。当然这里所发现的古墓葬区，比沅陵所发现的古墓群面积更大，涉及地域更宽。因此，1978年省博物馆考古队，选在这里举办省第七期考古训练班，并在此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古发掘现场教学，出土了一大批文物。⒇同时沅陵和溆浦的两座古城遗址都进行过试掘，从出土文物来看应属同一个时期的城址。
早在1986年，我去参加沅陵县的文物普查，当时我是带着两个问题去的。一是：《涉江》中屈原为什么只提到“常德”、“辰阳”和“溆浦”这三个沅水边的城邑。如果沅陵是当时楚“黔中郡”治的话，为什么又不提及呢？而且他为什么要“宿辰阳”而不“宿黔中”呢？二是乾隆《溆浦县志》（杂识）中说“……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治义陵，即今辰州溆浦县。据此故有潘京为溆浦人，则以溆浦先为武陵，武陵先为义陵，非凭空而为此说也，唯一言沅陵西二十二里，一言辰州二十里，以今计之殊不此数，然世远年湮，又安知领溆浦之辰郡果相距为几何乎？”通过考古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国时期，沅水中游地区有两个“黔中郡”治，而分别又在溆浦和沅陵发现了两座古城遗址，这两座古城都备有设置郡、县治的条件，而且都属战国时期的城址，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在没有新的古文献和出土文物的证据前，我们只能从现有资料来研究和分析这两座古城哪一座是秦“黔中郡”，哪一座是楚“黔中郡”的遗址呢？
近年来，研究“黔中郡”的文章发表不少，有舒向今先生的《试探“五溪（陵）蛮”的两个黔中郡》，张昌竹先生的《楚国黔中郡治在溆浦考》和周绍恒先生的《屈原流放到溆浦的时间考》阳国胜先生的《解读古黔中—黔中郡治有新说》等。这里还不包括屈学、考古、楚史界其他学者所涉及到对“黔中郡”的研究。虽然舒向今先生的文章我没有看到，但是他曾经是我考古同行，因此，他的资料也只能从这两座古城遗址中获得。而周绍恒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对这两座古城遗址作了如下分析。他说：“溆浦是楚黔中郡的郡治所在地。……据《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可知在秦孝公元年即楚宣王九年（前361）楚国就已经有了黔中郡，而且位于楚西南部，其治所当是在溆浦马田坪梁家坡古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治临沅。’说明西汉武陵郡治设在今溆浦县是毫无疑义的。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这里虽未说明黔中郡设在什么地方，但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来的。如果楚黔中郡和汉武陵郡不是设在同一个地方，怎么能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呢？只有辖区的重要部分不变，治所不变，说‘改’才通文理。《水经注·沅水》说得比较明白‘汉高祖二年（前205）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武陵郡治就是黔中故治。
其次，沅陵窑头古城是在顷襄王二十三年（前276）才成为秦黔中郡治所的，屈原早在顷襄王十九年（前280），楚黔中郡治（溆浦马田坪梁家坡古城）被秦将司马错“拔”后离开溆浦的。（21）
周绍恒先生的这段考证，是根据溆浦与沅陵两地的考古资料，并结合古文献及地方文献资料而考证的，因此有他的可信度。他认为沅陵古城的设郡时间，是在屈原离开溆浦后的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前276），这有一定的道理。而这时在沅陵建的“郡治”应是秦“黔中郡”的郡治。在此以前，这里应该是“沅陵”治所在地。从沅陵古城出土文物来看，沅陵古城也属在战国早期的古城。从沅陵古城周边地区出土的古墓葬的时间来看，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今年溆浦古城遗址因在此修建学校，由怀化市文物工作队主持对建校地域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据领队田永国先生介绍，他们在城遗址中布了近800多平方米探方，在发掘中除了出土大量的平瓦、简瓦、瓦档、绳纹砖等建筑陶和罐、豆、钵、绳纹鬲、鼎等生活用陶。这其中绳纹砖在我们试掘中没有发现。同时还在地层中出土有青铜矛等文物。在遗址中还发掘出水井、墙基、下水沟、灶等遗址。并在古井遗址中，出土一个完整的“绳纹圆底罐”，这种绳纹圆底罐（陶器）在湖南出土陶器中，是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器物。由于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还在整理之中。所以笔者只能从考古发掘现场所观看到古城遗址及出土文物做出的分析。至少可以证实这座古城是形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黔中”的重要，是因为它于屈原来溆浦有关，因此早就引起屈学界人士的关注。1976年汤炳正教授在考察溆浦时说：“屈原为了解敌国的动态、边防的形势、战争的情况，还不远几千里，西北到汉北——即屈原出走时秦大败楚于丹淅之地。……西南到溆浦——溆浦在黔中郡，即怀王留秦，秦王要挟割黔中郡之地。”（《论屈原》据1986年讲稿提纲整理）。“溆浦那时属楚国的黔中郡，是与秦国接壤的西部边境。据《史记》说，秦国一直想要那个地方，所以屈原一直不放心，就从汉北跑到溆浦去。他从楚国的西北国防前线一直跑到西南国防前线，在那儿住了几年。”（22）
我认为，汤先生的这种分析，是于溆浦出土文物以及古文献记载是相符的。很可惜汤炳正先生来溆时，溆浦还没有任何出土文物资料提供给汤先生参考，也没有专职的考古人员和屈学研究者介绍溆浦有关屈原的民风民俗。不然，屈原《涉江》之溆浦研究的高潮，可能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
把溆浦县谓之“秭归”的确让人费解。但是，溆浦建于西汉前期的“招屈亭”，而康熙《溆浦县志》言：招屈亭其地，原是屈原在溆浦的居住地，故其地有“冬无积雪，夏无蝇蚊”的记载。这是否可以解释为袁崧所言：屈原贤秭、闻屈原放逐溆浦，自湖北秭归来溆归慰屈原，故溆浦也称为“秭归”。我认为这应该于屈原放逐来溆有关。不过，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给我们提供一条思路，就是异地同名多与古人迁徙有关，他说：“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随其族人足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⒃以此来看，溆浦曾称“秭归”应当是和屈原流放来溆浦有关。这方面我们发现溆浦最古老的傩戏唱本上有这么一段唱词：“……关公殿前占一卦，屈原相公要花船。屈原相公五个女，五人姐妹有根源。一娘住在桃花店，二娘住在菊花园，三娘住在梅李地，四娘学道登仙山，五娘身材生得小，江边立庙要花船。”⒄这是否能说明屈原有合家迁徙溆浦的迹象，同时，溆浦有“屈”姓，故溆浦曾称为“秭归”。当然这还得要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二、楚黔中郡治在溆浦吗？
《史记·楚本记》记载：“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史记·苏秦传》也说，苏秦曾多次向楚王提出：“秦如攻楚，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秦王欲夺，楚王以生命来捍卫，这当然是因为黔中在楚国的重要。
黔中，即黔中郡。战国时期的黔中有楚“黔中”和秦“黔中”之分。⒅《史记·楚本记》“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这里所说的秦拔我“黔中郡”这个楚“黔中郡”治是在溆浦吗？这不仅是屈学界探讨的课题，而且也是楚史界和考古界所共同关注的课题。早在八十年代，我曾同湖南省考古所何介钧和袁家荣俩位所长讨论过这个问题。1986年在沅陵县进行文物普查时，袁所长和我共同查阅了《沅陵县志》，县志言：黔中郡在沅陵西二十里。然而我们却在沅陵县城约五公里的窑头发现了大面积的墓葬群和一座古城遗址，古城残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92250米。遗址中出土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建筑陶和生活用陶。我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黔中郡 “的遗址。但是我们也无法去认定他是楚“黔中”还是秦“黔中”郡治的遗址。而沅陵所发现的古城遗址，它与古文献记载的位置差异不大，袁家荣所长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同时又是我自己带队所发现的，应该没有多少异议。无独有偶，溆浦西汉武陵郡古城遗址，也是我自己勘探测量和试掘的，古城残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70米，总面积约185000平方米。我早在1969年就下放到这里，当时我所见到的古城垣遗址还断断续续保存有很大一部分，仔细观察还看得出古城垣的大概轮廊。当时的古城垣土堆上种的都是旱粮作物，比一般的稻田要高，可惜这些古城垣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被破坏，现在城西仍保存有残长约百多米的古城垣，和城南一段约1公里长的护城河遗址。当时我也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劳动。并在城遗址中出土有残剑、矛、箭等青铜器和大量的建筑陶和生活用陶，同时还在古城的内城中出土了一个大陶坛，坛内盛有110公斤新莽时的铜货币“货泉”。⒆从出土文物来分析，这座古城应该是形成于战国早期，废置在东汉。这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同时还在古城的周边地区，发现大面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墓葬群，这其中也有少量的属新莽时期的墓葬。但很少发现東汉时期的古墓葬。这与《先贤传》所记载：“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迁东出。”古文献记载完全相吻合。当然这里所发现的古墓葬区，比沅陵所发现的古墓群面积更大，涉及地域更宽。因此，1978年省博物馆考古队，选在这里举办省第七期考古训练班，并在此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古发掘现场教学，出土了一大批文物。⒇同时沅陵和溆浦的两座古城遗址都进行过试掘，从出土文物来看应属同一个时期的城址。
早在1986年，我去参加沅陵县的文物普查，当时我是带着两个问题去的。一是：《涉江》中屈原为什么只提到“常德”、“辰阳”和“溆浦”这三个沅水边的城邑。如果沅陵是当时楚“黔中郡”治的话，为什么又不提及呢？而且他为什么要“宿辰阳”而不“宿黔中”呢？二是乾隆《溆浦县志》（杂识）中说“……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治义陵，即今辰州溆浦县。据此故有潘京为溆浦人，则以溆浦先为武陵，武陵先为义陵，非凭空而为此说也，唯一言沅陵西二十二里，一言辰州二十里，以今计之殊不此数，然世远年湮，又安知领溆浦之辰郡果相距为几何乎？”通过考古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国时期，沅水中游地区有两个“黔中郡”治，而分别又在溆浦和沅陵发现了两座古城遗址，这两座古城都备有设置郡、县治的条件，而且都属战国时期的城址，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在没有新的古文献和出土文物的证据前，我们只能从现有资料来研究和分析这两座古城哪一座是秦“黔中郡”，哪一座是楚“黔中郡”的遗址呢？
近年来，研究“黔中郡”的文章发表不少，有舒向今先生的《试探“五溪（陵）蛮”的两个黔中郡》，张昌竹先生的《楚国黔中郡治在溆浦考》和周绍恒先生的《屈原流放到溆浦的时间考》阳国胜先生的《解读古黔中—黔中郡治有新说》等。这里还不包括屈学、考古、楚史界其他学者所涉及到对“黔中郡”的研究。虽然舒向今先生的文章我没有看到，但是他曾经是我考古同行，因此，他的资料也只能从这两座古城遗址中获得。而周绍恒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对这两座古城遗址作了如下分析。他说：“溆浦是楚黔中郡的郡治所在地。……据《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可知在秦孝公元年即楚宣王九年（前361）楚国就已经有了黔中郡，而且位于楚西南部，其治所当是在溆浦马田坪梁家坡古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治临沅。’说明西汉武陵郡治设在今溆浦县是毫无疑义的。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这里虽未说明黔中郡设在什么地方，但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来的。如果楚黔中郡和汉武陵郡不是设在同一个地方，怎么能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呢？只有辖区的重要部分不变，治所不变，说‘改’才通文理。《水经注·沅水》说得比较明白‘汉高祖二年（前205）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武陵郡治就是黔中故治。
其次，沅陵窑头古城是在顷襄王二十三年（前276）才成为秦黔中郡治所的，屈原早在顷襄王十九年（前280），楚黔中郡治（溆浦马田坪梁家坡古城）被秦将司马错“拔”后离开溆浦的。（21）
周绍恒先生的这段考证，是根据溆浦与沅陵两地的考古资料，并结合古文献及地方文献资料而考证的，因此有他的可信度。他认为沅陵古城的设郡时间，是在屈原离开溆浦后的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前276），这有一定的道理。而这时在沅陵建的“郡治”应是秦“黔中郡”的郡治。在此以前，这里应该是“沅陵”治所在地。从沅陵古城出土文物来看，沅陵古城也属在战国早期的古城。从沅陵古城周边地区出土的古墓葬的时间来看，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今年溆浦古城遗址因在此修建学校，由怀化市文物工作队主持对建校地域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据领队田永国先生介绍，他们在城遗址中布了近800多平方米探方，在发掘中除了出土大量的平瓦、简瓦、瓦档、绳纹砖等建筑陶和罐、豆、钵、绳纹鬲、鼎等生活用陶。这其中绳纹砖在我们试掘中没有发现。同时还在地层中出土有青铜矛等文物。在遗址中还发掘出水井、墙基、下水沟、灶等遗址。并在古井遗址中，出土一个完整的“绳纹圆底罐”，这种绳纹圆底罐（陶器）在湖南出土陶器中，是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器物。由于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还在整理之中。所以笔者只能从考古发掘现场所观看到古城遗址及出土文物做出的分析。至少可以证实这座古城是形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黔中”的重要，是因为它于屈原来溆浦有关，因此早就引起屈学界人士的关注。1976年汤炳正教授在考察溆浦时说：“屈原为了解敌国的动态、边防的形势、战争的情况，还不远几千里，西北到汉北——即屈原出走时秦大败楚于丹淅之地。……西南到溆浦——溆浦在黔中郡，即怀王留秦，秦王要挟割黔中郡之地。”（《论屈原》据1986年讲稿提纲整理）。“溆浦那时属楚国的黔中郡，是与秦国接壤的西部边境。据《史记》说，秦国一直想要那个地方，所以屈原一直不放心，就从汉北跑到溆浦去。他从楚国的西北国防前线一直跑到西南国防前线，在那儿住了几年。”（22）
我认为，汤先生的这种分析，是于溆浦出土文物以及古文献记载是相符的。很可惜汤炳正先生来溆时，溆浦还没有任何出土文物资料提供给汤先生参考，也没有专职的考古人员和屈学研究者介绍溆浦有关屈原的民风民俗。不然，屈原《涉江》之溆浦研究的高潮，可能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
“独脚云霄”是个傩神的名字。“云霄”在溆浦县志记载中是个女神，而独脚云霄是一位血战沙场的男子。“云霄女神”是溆浦傩坛供奉的至高无上女神。她与碧霄和琼霄称之为溆浦傩坛三宵，都是至高无尚的女神。按五溪地域民间风俗,民户家神龛供奉的神袛分上坛和下坛，上坛必须是供奉正神，而“独脚云霄”虽是殇亡之神，而他是为国捐躯的殇亡，因此可列为正神而供在上坛。现今溆浦民间神龛上供奉的“花台”上，都竖着一根缠着青线和白线的筷子，他就是保佑百姓安宁的独脚云霄神。李怀荪先生指出：溆浦地方所敬奉的女神“三霄”和屈原《九歌》中众多的女神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研究“云霄”与屈原笔下众多的女神，可破解《九歌》中很多难以破解之谜。同时他还指出，把三霄之一的“云霄”之名，借用给一位溆浦人世代崇敬的独脚英雄，为国捐躯的殇亡之神身上。使人们不由想到《国殇》中，屈子吟诵：“带长剑兮狭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烈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的千古名篇《国殇》，仍在溆浦傩戏中一代一代的传递，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接力棒，在溆浦人们心中永远的传递。
因此，梁绍辉先生说：“《九歌》中的山川景物大多出沅湘地方……由此可知，作《九歌》不临沅湘其境不成，临其境而不亲睹沅湘间巫歌傩戏之俗更其不成。”（25）所以沈从文先生说：“沅水地域的巫傩表演完全可以由今会古。”这就是溆浦地域内的“屈原文化现象。”
注释：
①诸斌杰《楚辞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②③汤炳正《屈原寻踪》《涉江文字》溆浦屈原学会会刊2007年第4、5页
④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⑤王逸《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94年第124页
⑥《溆浦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⑦禹经安《屈原在溆浦》、“西汉武陵郡城遗址地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⑧禹经安《溆浦拾轶》“龙潭八景及山水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⑨刘伟生《中国楚辞字》十三辑“《涉江》溆浦研究平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⑩见《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九期“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和《文物》2003年第一期《初论里耶秦简》
禹经安《溆浦拾轶》“溆浦古亭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14）清同治《溆浦县志》（整理本）“古城“第186页
钱穆 《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社2004年第138页
录自溆浦县周氏傩坛所藏.民国十三年（1926）抄本者巫师唐法云
舒象今《民族论坛》1997年第三期“试探‘五溪蛮地’的两个黔中郡”
禹经安《溆浦拾轶》《溆浦古代县城遗址变革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
《湖南考古辑列》第二辑“溆浦马田坪春秋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
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周绍恒《中国楚辞字》十三辑“屈原被流放到溆浦时间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61页
摘自刘伟生《涉江溆浦研究平议》《中国楚辞字》十三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熊传薪《屈原在溆浦》序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5页
李怀荪《中国楚辞字》“独特的溆浦巫傩”北京学苑出版社第十三辑第403页
梁绍辉《屈原研究论文集》“从《九歌》与沅湘巫歌比较看《九歌》的作者和创作年代》《船山学报》1987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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